潘多拉快意恩仇指名道姓 酷评公众人物第1部分阅读（2/2）
《潘多拉快意恩仇指名道姓 酷评公众人物》作者：作者不祥 2021-04-14 17:14
只要打个电话，看他10分钟之内胆敢不来？电话一打，10分钟不到，“狗官”王善武果然屁颠屁颠赶来报到。王善武如果只是一条狗，该老板断不会拿钱“抬举”他，但该老板也太忘乎所以，他哪里知道，在人家“狗官”王善武眼里，你某老板除了有两个臭钱儿，其实也和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充其量是一个“狗商”。“狗商”看中的是“狗官”的权，“狗官”看中的是“狗商”的钱，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要是没有权和钱在他们身上产生的附加值，他们兴许连一只普通的狗都还不如呢…… “我是一条狗”的顺口溜提醒人们，一个人别说在一般单位挣两个养家糊口的钢镚儿，就是在堂堂的中央电视台充当无冕之王和话语精英，也要树立端人饭碗服人管教的职业意识，要把自己锤炼得像一条狗那样忠诚、机敏，甚至要完成“从人到狗”的嬗变。白岩松的“狗论”则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到一个有实力的团体之中，投身到一项有前途的事业之中，别说一个不缺胳膊不少腿儿的人，即便是一条狗，也能借着团体的威力和事业的东风，一不留神就被培养得人模狗样，并且迅速建立起非凡的声名与功勋。 人毕竟不是狗，人把自己当成狗不消说是痛苦的，但谦虚是人的美德，把自己当成狗有时并不比装孙子更困难，只要由此能顺利步入主流社会的殿堂，分享到他人无缘染指的丰厚资源，成为家喻户晓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那不消说又是异常快乐的。白岩松写了本畅销书，书名就叫《痛并快乐着》，我无暇认真拜读，不知道是否揭示了个中的奥秘？ 有人说，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有一大好处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参见陈彤著《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长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6页）。而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参与动员、组织的现实世界的一大好处，则是——没有人不知道你是一条“狗”，很快你就成了一条高尚的、高贵的、高端的“名狗”。痛并快乐着的“狗”们在电视时代吹拉弹唱引领新潮流，好在等到进入自由浩瀚人自为王的网络时代，他们的好日子恐怕就要到头了。&nbsp&nbsp
崔永元 了不起的崔永元（上）（图）
“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以他特有的幽默与狡猾，为他本人终于未能免俗、终于按捺不住加入到名人出书行列中的行为作做如上辩护。 崔永元的新书叫《不过如此》。我没有看，如果没有特殊目的，今后肯定也不会有闲心找来认真拜读，尽管我相信他的书应该比其他许多名人的书写得好。 我只是随便看了一些报纸上关于他这本新书的宣传文章。《北京青年报》刊登了10多条“崔永元机智对答”（不知是不是摘自他的新书），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一下子把崔永元的思想深度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崔永元答：我敢。应该说，公众对“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nbsp&nbsp
崔永元 了不起的崔永元（下）
崔永元说公众对“实话”的误解，大概是指有时人们觉得，在《实话实说》节目中，有些嘉宾和观众席上的来宾的发言听起来很不舒服，比某些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官人的讲话还要空洞虚假，简直是对《实话实说》节目的绝妙的讽刺。我偶尔也看《实话实说》，对此很有同感，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国已经没什么实话可说了，是不是中国会说实话的人都变哑巴了，所以《实话实说》节目不得不降格以求，不惜冒着伤害全国观众感情的危险，把这些个口是心非、虚伪透顶、三句话不离“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幸福的生活比蜜甜，今儿个咱老百姓真高兴”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请去做嘉宾？ 现在，了不起的崔永元，以他这些年主持《实话实说》节目练就的非凡的洞察力，告诉我们这些痛恨官话、套话的人：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们并不都是伪君子、两面人，他们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是他们内心真实的表述，所以也应该算是实话，请他们到《实话实说》节目中当嘉宾并无不妥。说得更明白点儿：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实话实说》节目中该不该出现官话、套话，而在于人们该不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凡官话、套话都不是实话。 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无视群众疾苦，以服从并服务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能事的官话、套话，为何竟然会是某些人“内心真实的表述”？ 一种解释是，这些人长期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整天耳闻目睹的都是经过特殊加工处理后的一派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他们不但会从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发出“太平盛世，阳光明媚”的感叹，而且还会像当年的晋惠帝那样，一本正经地责怪天下饥肠辘辘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 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对现实生活也有一定了解，但却习惯于把公众看成“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群氓，认为根本没必要对他们负责，向他们讲实话。美国文艺评论家、语言学家门肯（henry louis ncken ，1880—1956）曾撰文讽刺美国总统哈定（wrren gliel hrdg， 1865—1923）的就职演说“不知所云，满篇是毫无关联性的同义语重复”；但门肯同时把很大的责任推到听众头上，认为他们都是些呆头呆脑的扬基佬、小镇混混、低级政客、理解不了两音节以上的词汇的笨蛋、跟不上两公分长的逻辑判断句的白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见到手势、听到声调铿锵就热烈鼓掌。而哈定总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对用蠢话打发这些蠢才乐此不疲，因而自己也成为一个蠢才。”（转引自李书磊《再造语言》，《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哈定以为听众都是蠢才，于是乐于用蠢话去打发他们，久而久之自己也成为一个只会说蠢话的蠢才。我想，哈定的听众中应该不乏明白人，他们或者慑服于哈定的威势，或者不愿当场揭穿他的蠢话以避免让他难堪，或者只不过是来给他捧捧场，但这些“明白人”的表现却进一步误导并纵容了哈定，令他愈更对自己的蠢话表演洋洋自得。 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看，中国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都与哈定大体相似。他们同样不会关心，在大小会议的参加者、官样文章的学习者、《实话实说》及《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蠢才”，可以被人用官话、套话随意打发？又有多少人不过是在装傻卖蠢，以实际行动配合“哈定”的官话、套话表演罢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官话、套话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成了“内心真实的表述”的实话。崔永元洞察到了这一点，好生了得！&nbsp&nbsp
方宏进 揭方宏进的“老底”（上）（图）
在中央电视台名牌节目《焦点访谈》庆祝开播5周年之际，主持人方宏进方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有家报纸刊出报道，标题赫然曰《方宏进揭＜焦点访谈＞老底＝。我尽管从未与方宏进有过直接交往，但读后却忍不住想揭一下他的“老底”。 所谓《焦点访谈》的老底，据方宏进的“揭露”，一是有些人之所以害怕被它曝光，除了因为中央领导经常收看，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在于它“有两三亿观众，他们形成的正义力量作用也非常大”； 二是中央电视台门前并非像传媒报道的那样，经常有人排着队来打通关节，阻止节目播出，因为来说情的根本不必傻乎乎地在门口排队； 三是“《焦点访谈》播出来的节目只占没播的七分之一，余下的全都因为各种原因毙掉了”之类的传闻绝不可能，因为现在节目“每期的制作成本约在一万元左右，如果真是这样，那电视台不亏死啦？” 《焦点访谈》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老底，方宏进已经说得很明白，读者也很容易理解，这里主要就第一个老底谈一些不同的看法。&nbsp&nbsp
方宏进 揭方宏进的“老底”（下）
中央电视台是中央的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自然要担负起传达中央的声音、代表中央对某些事件和问题表态的功能，因而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理由不格外重视中央电视台，不格外关注《焦点访谈》，两任国务院总理曾先后为《焦点访谈》节目题词，即为明证。 关于这一点，中央很清楚，普通观众很清楚，方宏进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记者坦言：“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栏目（指《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能够这么火，70％的分应该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具体操作最多只能占30分。不看到这一点，以为这两个栏目就靠几个出头露面能干的记者闯出来的，是极大的误解。”（《焦点外的时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04页）可见，即便单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中央领导“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并施加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实在是功不可没，方宏进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电视栏目”刚刚满5周岁的时候就“忘本”了呢？ 方宏进所强调的全国两三亿观众形成的正义力量，应当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当今中国的国情之下，它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恐怕还不宜做过高的估计。中国一向有“关键在领导”的传统，如果老百姓当中早已“民怨”，他官老爷却厚着脸皮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这时就得需要相当级别的领导出来发话，才能对官老爷有所触动，也算对老百姓有个交待。中国社会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能迅速搜集并集中反映民意的信息系统，普通民众缺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正义感的正式机会，更缺乏直接参与表决、亲自动手罢免的正当渠道。这使得他们不少人痛感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而只好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盼星星盼月亮般期待上面采取的断然措施。 某一期《焦点访谈》播出之后，尽管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但“上面”如果始终没有什么说法或动作，其结果往往就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他自为之”，那么这一期节目就没了下文，草草了结，无疾而终，制作成本即便花了几万几十万，也只能算打了个水漂。这种情形在《焦点访谈》中并非个别，很能说明问题。 谈到中国的舆论监督，不能不提及另一家重要的媒体——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社主办的《南方周末》。如果说《焦点访谈》因其全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而显得特别有威力的话，那么《南方周末》则是因为拥有全国几百万基层读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而享有特殊的威望。然而比起《焦点访谈》的“杀伤力”来，自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南方周末》尽管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其影响力仍然要逊色不少。电子媒体相对于印刷媒体并不天然具有优势，作为电子媒体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比作为印刷媒体的《南方周末》更“牛”，其间“中央领导重视”的特殊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南方周末》的一位署名“邓筱金”的读者在该报某期的中缝写道：“据说《焦点访谈》能取得很大功效，除了看的人多外，还有领导也看。贵报有许多揭露腐败的文章，我想，如果领导也看，那么这些文章的效用更大。贵报每年都向‘读者之友’赠报，我想把这部分报纸改为赠领导看，效果更好。”他的意见未必十分可行，但他对《南方周末》的某种“先天不足”的认识无疑是十分真实的。 方宏进说：“如果一件十分确凿的事，通过《焦点访谈》曝光后，当事人处在几亿人的注视之下，而且他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事实上，从《焦点访谈》现有的选题模式看，那种真正足以令万众瞩目的、事关全国大局的大事、国是并不多见，最典型的无非是某省某市街头流行电脑算命，某市某区向刚上班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收取“上岗费”，某县某村强行与农民签订不合理的耕地使用合同……之类的小焦点。 按照现代信息传播规律，甲省的观众对乙省某市的电脑算命、某村的不合理的耕地合同未必有多大的义愤，欲使丙市的某当事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受到监督、谴责，让丙市的媒体访谈一下就足够了。因此，各省、市、县的媒体原本是应该很好地就本地的小焦点进行访谈的，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分别受制于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好由《焦点访谈》以中央电视台之权威不耻“下”访，因其易于被中央领导收看、能对小焦点发生地的领导形成一定威慑而显得格外有力、有效。这种小题大做、“牛刀杀鸡”式的“小焦点大访谈”，恰恰体现了中国舆论监督的特殊性，体现了《焦点访谈》在中国的独特价值——通过高层领导而不是通过普通公众发生实质性的监督作用。 当然，我这里揭方宏进的“老底”，并不是对他个人、对《焦点访谈》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必须承认，方宏进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他参与主持的《焦点访谈》在今天能有如此不俗的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计和社会进步的大势而论，只有一个中央级的《焦点访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培育越来越多的地方《焦点访谈》和民间《焦点访谈》，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使传媒真正发挥“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权，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意义深远的大课题。&nbsp&nbsp
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上）（图）
据引自央视网站的消息，在8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其中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类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 记得李方先生写过一篇《焦点访谈负面效应分析》。他谈了三点： 一是焦点访谈“有破坏司法程序和组织程序之嫌。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是，查处的程序呢？即使按程序走下来，慑于公众压力，也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难保没有冤案发生。” 二是“可能造就了一个以它为代表的新的特权阶层。这个新的特权阶层，以为民请命伸张正义为标签，自觉自愿地行使了程序部门的职能，从而以道德和良心的名义，部分替代了法律和共产党组织程序所应起到的作用。” 三是“以其包青天的面目，对法治精神本来就很薄弱的底层民众的误导，以为包青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为之所以问题还没有解决，是因为包青天还没有到来。”（《笨拙的自由》，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3—145页） 从李方先生的口气看，他即便没有期盼焦点访谈关门歇业的意思，至少也是不希望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生意越做越大的。&nbsp&nbsp
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下）
李方先生多虑了。近一两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小了，“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的情形，也越来越少了。退而求其次，单论舆论监督节目的数量，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每况愈下。
崔永元 了不起的崔永元（上）（图）
“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以他特有的幽默与狡猾，为他本人终于未能免俗、终于按捺不住加入到名人出书行列中的行为作做如上辩护。 崔永元的新书叫《不过如此》。我没有看，如果没有特殊目的，今后肯定也不会有闲心找来认真拜读，尽管我相信他的书应该比其他许多名人的书写得好。 我只是随便看了一些报纸上关于他这本新书的宣传文章。《北京青年报》刊登了10多条“崔永元机智对答”（不知是不是摘自他的新书），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一下子把崔永元的思想深度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崔永元答：我敢。应该说，公众对“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nbsp&nbsp
崔永元 了不起的崔永元（下）
崔永元说公众对“实话”的误解，大概是指有时人们觉得，在《实话实说》节目中，有些嘉宾和观众席上的来宾的发言听起来很不舒服，比某些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官人的讲话还要空洞虚假，简直是对《实话实说》节目的绝妙的讽刺。我偶尔也看《实话实说》，对此很有同感，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国已经没什么实话可说了，是不是中国会说实话的人都变哑巴了，所以《实话实说》节目不得不降格以求，不惜冒着伤害全国观众感情的危险，把这些个口是心非、虚伪透顶、三句话不离“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幸福的生活比蜜甜，今儿个咱老百姓真高兴”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请去做嘉宾？ 现在，了不起的崔永元，以他这些年主持《实话实说》节目练就的非凡的洞察力，告诉我们这些痛恨官话、套话的人：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们并不都是伪君子、两面人，他们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是他们内心真实的表述，所以也应该算是实话，请他们到《实话实说》节目中当嘉宾并无不妥。说得更明白点儿：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实话实说》节目中该不该出现官话、套话，而在于人们该不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凡官话、套话都不是实话。 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无视群众疾苦，以服从并服务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能事的官话、套话，为何竟然会是某些人“内心真实的表述”？ 一种解释是，这些人长期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整天耳闻目睹的都是经过特殊加工处理后的一派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他们不但会从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发出“太平盛世，阳光明媚”的感叹，而且还会像当年的晋惠帝那样，一本正经地责怪天下饥肠辘辘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 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对现实生活也有一定了解，但却习惯于把公众看成“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群氓，认为根本没必要对他们负责，向他们讲实话。美国文艺评论家、语言学家门肯（henry louis ncken ，1880—1956）曾撰文讽刺美国总统哈定（wrren gliel hrdg， 1865—1923）的就职演说“不知所云，满篇是毫无关联性的同义语重复”；但门肯同时把很大的责任推到听众头上，认为他们都是些呆头呆脑的扬基佬、小镇混混、低级政客、理解不了两音节以上的词汇的笨蛋、跟不上两公分长的逻辑判断句的白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见到手势、听到声调铿锵就热烈鼓掌。而哈定总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对用蠢话打发这些蠢才乐此不疲，因而自己也成为一个蠢才。”（转引自李书磊《再造语言》，《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哈定以为听众都是蠢才，于是乐于用蠢话去打发他们，久而久之自己也成为一个只会说蠢话的蠢才。我想，哈定的听众中应该不乏明白人，他们或者慑服于哈定的威势，或者不愿当场揭穿他的蠢话以避免让他难堪，或者只不过是来给他捧捧场，但这些“明白人”的表现却进一步误导并纵容了哈定，令他愈更对自己的蠢话表演洋洋自得。 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看，中国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都与哈定大体相似。他们同样不会关心，在大小会议的参加者、官样文章的学习者、《实话实说》及《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蠢才”，可以被人用官话、套话随意打发？又有多少人不过是在装傻卖蠢，以实际行动配合“哈定”的官话、套话表演罢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官话、套话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成了“内心真实的表述”的实话。崔永元洞察到了这一点，好生了得！&nbsp&nbsp
方宏进 揭方宏进的“老底”（上）（图）
在中央电视台名牌节目《焦点访谈》庆祝开播5周年之际，主持人方宏进方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有家报纸刊出报道，标题赫然曰《方宏进揭＜焦点访谈＞老底＝。我尽管从未与方宏进有过直接交往，但读后却忍不住想揭一下他的“老底”。 所谓《焦点访谈》的老底，据方宏进的“揭露”，一是有些人之所以害怕被它曝光，除了因为中央领导经常收看，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在于它“有两三亿观众，他们形成的正义力量作用也非常大”； 二是中央电视台门前并非像传媒报道的那样，经常有人排着队来打通关节，阻止节目播出，因为来说情的根本不必傻乎乎地在门口排队； 三是“《焦点访谈》播出来的节目只占没播的七分之一，余下的全都因为各种原因毙掉了”之类的传闻绝不可能，因为现在节目“每期的制作成本约在一万元左右，如果真是这样，那电视台不亏死啦？” 《焦点访谈》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老底，方宏进已经说得很明白，读者也很容易理解，这里主要就第一个老底谈一些不同的看法。&nbsp&nbsp
方宏进 揭方宏进的“老底”（下）
中央电视台是中央的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自然要担负起传达中央的声音、代表中央对某些事件和问题表态的功能，因而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理由不格外重视中央电视台，不格外关注《焦点访谈》，两任国务院总理曾先后为《焦点访谈》节目题词，即为明证。 关于这一点，中央很清楚，普通观众很清楚，方宏进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记者坦言：“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栏目（指《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能够这么火，70％的分应该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具体操作最多只能占30分。不看到这一点，以为这两个栏目就靠几个出头露面能干的记者闯出来的，是极大的误解。”（《焦点外的时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04页）可见，即便单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中央领导“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并施加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实在是功不可没，方宏进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电视栏目”刚刚满5周岁的时候就“忘本”了呢？ 方宏进所强调的全国两三亿观众形成的正义力量，应当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当今中国的国情之下，它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恐怕还不宜做过高的估计。中国一向有“关键在领导”的传统，如果老百姓当中早已“民怨”，他官老爷却厚着脸皮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这时就得需要相当级别的领导出来发话，才能对官老爷有所触动，也算对老百姓有个交待。中国社会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能迅速搜集并集中反映民意的信息系统，普通民众缺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正义感的正式机会，更缺乏直接参与表决、亲自动手罢免的正当渠道。这使得他们不少人痛感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而只好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盼星星盼月亮般期待上面采取的断然措施。 某一期《焦点访谈》播出之后，尽管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但“上面”如果始终没有什么说法或动作，其结果往往就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他自为之”，那么这一期节目就没了下文，草草了结，无疾而终，制作成本即便花了几万几十万，也只能算打了个水漂。这种情形在《焦点访谈》中并非个别，很能说明问题。 谈到中国的舆论监督，不能不提及另一家重要的媒体——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社主办的《南方周末》。如果说《焦点访谈》因其全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而显得特别有威力的话，那么《南方周末》则是因为拥有全国几百万基层读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而享有特殊的威望。然而比起《焦点访谈》的“杀伤力”来，自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南方周末》尽管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其影响力仍然要逊色不少。电子媒体相对于印刷媒体并不天然具有优势，作为电子媒体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比作为印刷媒体的《南方周末》更“牛”，其间“中央领导重视”的特殊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南方周末》的一位署名“邓筱金”的读者在该报某期的中缝写道：“据说《焦点访谈》能取得很大功效，除了看的人多外，还有领导也看。贵报有许多揭露腐败的文章，我想，如果领导也看，那么这些文章的效用更大。贵报每年都向‘读者之友’赠报，我想把这部分报纸改为赠领导看，效果更好。”他的意见未必十分可行，但他对《南方周末》的某种“先天不足”的认识无疑是十分真实的。 方宏进说：“如果一件十分确凿的事，通过《焦点访谈》曝光后，当事人处在几亿人的注视之下，而且他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事实上，从《焦点访谈》现有的选题模式看，那种真正足以令万众瞩目的、事关全国大局的大事、国是并不多见，最典型的无非是某省某市街头流行电脑算命，某市某区向刚上班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收取“上岗费”，某县某村强行与农民签订不合理的耕地使用合同……之类的小焦点。 按照现代信息传播规律，甲省的观众对乙省某市的电脑算命、某村的不合理的耕地合同未必有多大的义愤，欲使丙市的某当事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受到监督、谴责，让丙市的媒体访谈一下就足够了。因此，各省、市、县的媒体原本是应该很好地就本地的小焦点进行访谈的，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分别受制于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好由《焦点访谈》以中央电视台之权威不耻“下”访，因其易于被中央领导收看、能对小焦点发生地的领导形成一定威慑而显得格外有力、有效。这种小题大做、“牛刀杀鸡”式的“小焦点大访谈”，恰恰体现了中国舆论监督的特殊性，体现了《焦点访谈》在中国的独特价值——通过高层领导而不是通过普通公众发生实质性的监督作用。 当然，我这里揭方宏进的“老底”，并不是对他个人、对《焦点访谈》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必须承认，方宏进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他参与主持的《焦点访谈》在今天能有如此不俗的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计和社会进步的大势而论，只有一个中央级的《焦点访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培育越来越多的地方《焦点访谈》和民间《焦点访谈》，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使传媒真正发挥“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权，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意义深远的大课题。&nbsp&nbsp
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上）（图）
据引自央视网站的消息，在8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其中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类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 记得李方先生写过一篇《焦点访谈负面效应分析》。他谈了三点： 一是焦点访谈“有破坏司法程序和组织程序之嫌。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是，查处的程序呢？即使按程序走下来，慑于公众压力，也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难保没有冤案发生。” 二是“可能造就了一个以它为代表的新的特权阶层。这个新的特权阶层，以为民请命伸张正义为标签，自觉自愿地行使了程序部门的职能，从而以道德和良心的名义，部分替代了法律和共产党组织程序所应起到的作用。” 三是“以其包青天的面目，对法治精神本来就很薄弱的底层民众的误导，以为包青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为之所以问题还没有解决，是因为包青天还没有到来。”（《笨拙的自由》，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3—145页） 从李方先生的口气看，他即便没有期盼焦点访谈关门歇业的意思，至少也是不希望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生意越做越大的。&nbsp&nbsp
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下）
李方先生多虑了。近一两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小了，“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的情形，也越来越少了。退而求其次，单论舆论监督节目的数量，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