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快意恩仇指名道姓 酷评公众人物第3部分阅读
《潘多拉快意恩仇指名道姓 酷评公众人物》作者：作者不祥 2021-04-14 17:14
动了王薄和王丽，两人不但不偷傻根，反而决定保护傻根，为此与同在火车上的一个已将傻根列为扒窃目标的犯罪团伙展开决战，最终王薄英勇牺牲，王丽手被砍伤，犯罪团伙被在火车上卧底的警察一网打尽。&nbsp&nbsp
冯小刚 天下无贼乎（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小说家编的故事。小说家编故事是他的本能，读者可以不相信生活中确有其事，但读者如果无法相信生活中确有其理，这故事可就编砸了。导演如果根据故事拍电影，弄不好就会一败涂地血本无归。按说冯小刚其实不傻，他怎么会看中这样一个也许连编故事的小说家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呢？幸亏投资方比较理智，不失时机地决定暂缓拍摄，否则真不知要闹出多大的乱子。 电影没有拍成，但《天下无贼》的故事还是可以咀嚼一番的。 一个农民，因为天性善良、淳朴、真挚，就“不相信有那么多贼”，“坚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就敢带着6万块钱在火车高枕无忧。那么反推过来的结论应当是，人们之所以担心社会上有那么多贼，不敢相信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美好的，不是因为社会上确有那么多贼，也不是因为旅途上情况复杂、江湖上风波险恶，而是因为人们没有傻根那样善良、淳朴、真挚，无法像傻根打动王薄和王丽那样令盗贼良心发现、浪子回头，成为善良和正义力量的一部分。只要你相信天下无贼，天下就果真无贼，即便有贼也会变成好人去打击其他的贼。真不敢想象，天底下竟有这等好事！ 为了维系傻根心中“天下无贼”的梦想，王丽一次次将傻根已经被其他贼偷走的钱偷回来，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傻根送回去，并始终做到不让傻根知道在他的周围发生了些什么。这哪里是在帮傻根维系他的美好梦想？这分明是在处心积虑地欺骗傻根，使他在“天下无贼”的幻觉中继续呼呼大睡，并在客观上使他更容易受到盗贼的蒙骗和侵害。 这个时候，如果傻根稍稍聪明一点，敏感一点，觉察到了身边的风吹草动，或者看清了火车上的刀光剑影，他也必须在王薄和王丽面前装糊涂，让他们相信他傻根仍然蒙在鼓里，让他们继续满腔热情地欺骗他傻根。 你可以说傻根这样做也是在欺骗王薄和王丽，但他的欺骗是为了不辜负王薄和王丽的一片苦心，是为了用自己的愚昧、弱小、需要被拯救于水火，来反衬王薄和王丽舍生忘死保护劳动人民财产、生命和梦想的高大形象。 多么幸运的劳动人民傻根，先是没费多大劲就挣了大钱，接着在回家的火车上一帆风顺，被人像保护国王和总统那样实施了“绝对不打扰”级别的保护。多么伟大的贼人王薄和王丽，善良着老百姓的善良，淳朴着老百姓的淳朴，急老百姓之所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别说王薄和王丽没有偷傻根的钱，就是他们偷了，傻根也不能恨他们，咱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小毛贼，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基础”的高级大盗。 是的，贼就是贼，贼没有不偷东西的，但正如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贼和贼有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诸侯”成克杰一边偷广西人民的巨款（达几千万），一边却爱把广西人民的疾苦挂在嘴上，他的名言是：想到广西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我这个自治区主席真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啊！谁能说成克杰没有“保护”广西人民呢？谁能说他没有为了维护“天下无贼”的舆论环境而在广西大行愚民之道呢？ 对照成克杰之流的表演，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贼人王薄和王丽之所以要保护并愚弄傻根，第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盗贼身份，以便顺理成章地充当他人的解放者和保护神；第二，是为了麻醉傻根们的判断能力，弱化他们的反抗能力，以便对他们实施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五代初年有个道士叫陈抟老祖，相传在华山隐居时曾服气辟谷百日不起，忽一日听说后周节度使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禁不住鼓掌欢呼：“天下自此太平矣！”……今天，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搁浅了，可见他要想达到陈抟老祖的水平，还得潜心修炼些日子才行。&nbsp&nbsp
冯小刚 &ot;恶意批评&ot;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也要保护“恶意批评权”》，主张要依法保护公民的“恶意批评权”。所谓“恶意批评权”，是我概括的一个新说法，指怀着“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现代汉语词典》对“恶意”的解释）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批评的权利。在文章中，就名主持人赵忠祥写的几本自传、名导演冯小刚拍的几部贺岁片受到媒体、读者和观众的相当尖锐的批评等文化批评现象，我分析了出现这种恶意批评的内在原因。 事过不久，我的分析得到了事实印证，当初批评冯小刚贺岁片用语最刻薄、火力最凶猛、恶意最明显的北京某报编辑袁某人，今天摇身一变也成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电影人，正在有板有眼地参与创作一部贺岁片，准备拿到明年的贺岁片市场上分一杯羹。 人们也许都还记得，两年前冯小刚的贺岁片《没完没了》刚刚封镜不久，他正准备稍稍松一口气后就拿到市场上去猛掏观众腰包的时候，一场针对冯氏贺岁片的声势浩大的围剿就呼啸而至，袁某人正是其中立马横刀的一员主将。他先利用担任某报下属某刊执行主编的“职务之便”，连续编发了以《冯小刚“没完没了”》为总题的6篇批评文章，接着又发表署名文章为冯小刚的电影事业高唱挽歌，说他的贺岁片原来只是搞笑，是“劣质盒饭”，奉劝冯小刚“没完没了是不可能的，你赖着不走，早晚会有人轰你下台。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最终也只有弄得自个儿寿终正寝”。这明摆着是要砸《没完没了》的牌子，要是真砸了，也就等于要砸冯小刚的饭碗！冯小刚何等人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气势汹汹杀到报社，对袁某人发出了“出门小心点，当心牙掉了没地方喊冤去”的严正威胁…… 现在看来，甭管袁某人当时是否已经有投身电影圈的明确想法，但原本只是来自山东的一个流浪文学青年的他，对居京之大不易以及在京之“创业艰难百战多”深有体会，因而在批评冯小刚的时候带着一股刻骨的恶意，把冯当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自己恨不能立马取而代之，在他那里肯定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一种心理状态。&nbsp&nbsp
冯小刚 &ot;恶意批评&ot;的…
这是恶意批评的一种姿态。批评者一开始就不甘心只是坐而论道，他们一边在圈外对被批评者指手划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你算什么东西呀，也不倒杯凉开水自己瞧瞧！你摆弄的是些什么玩意儿呀，趁早下课吧，滚蛋吧，回家歇着吧，让兄弟我来玩儿给你看看，让你也知道什么叫真功夫！”一边就在暗中或者比划着模仿被批评者的那几招三脚猫功夫，或者取长补短敲敲打打立志于自成一家，只要条件勉强许可，时机相对成熟，他们就会按捺不住跳将出来，操着刀枪棍棒要到市场上去与昨天的被批评者、今天的同行兼“敌人”拚个你死我活。 这个时候，严酷的竞争环境和具体的操作实践也许会使他们从以前作为批评者的立场上有所动摇，能够设身处地地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比如投身电影圈之后的袁某人，对冯氏电影的态度就有了较大的改变，坦言“在刚刚走入电影圈时，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实现梦想的激|情，但真正开始着手找题材、资金时，才发现困难远比想象的多”，而“冯小刚总能在市场、资金、观众之间找到一种成功的折中方式……这是冯氏贺岁片最值得借鉴的地方，现在自己对冯小刚保持一种‘尊重和学习’的态度”。无论袁某人们很快就能将冯小刚们消灭，还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与对手“和平共处”，人们都不要指望能继续听到他们以前那种痛快淋漓、入木三分的批评的声音了。 除此之外，恶意批评还有另一种姿态，或者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种姿态，这是我在《也要保护“恶意批评权”》一文中未曾论及的。 持第二种姿态的批评者自始至终固守批评者的本位，从未想过要到市场上去反串一下被批评者的角色，或者哪怕是以玩票的方式体会一下被批评者的酸甜苦辣，更不会萌生“揭竿而起”、“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所以他们的批评尽管带有“恶意”，尽管态度是那样的不端正、不温顺，方式是那样的不和谐、不诚恳，但他们原来却是最单纯、最安全的一群人，话说得再难听，情绪鼓噪得再激动，气氛渲染得再热烈，最终也只能停留于一种批评，一种言论。 如果说第一种恶意批评主要是为了从舆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批评者自己日后进入“市场”甚至上台“执政”扫清障碍，那么第二种恶意批评则更多地是出于不平则鸣、不吐不快的正常心理需要，是为了捍卫一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批评的权利。他们的批评不需要任何资格，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批评资格；他们的批评不需要做出“绝对正确”的保证，他们只需对批评所依据的道义良知和事实来源（比如“据报载”，批评家无需复核“报载”的事实，如果“报载”事实有误，批评家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负责。他们不是百科全书，不是万金油干部，对某些领域的知识、问题和实际情况可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三缄其口，甘心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发其言”的顺民。 从言论自由的意义上讲，第二种恶意批评往往要比第一种来得更本质也更纯粹，因而也更难以为常人所理喻，每每被认为是一帮“只会动口不会动手”、“光说不练”的可怜的书呆子的说了白说，对现实生活、对“主流人群”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更有某些比冯小刚还要敏感一百倍的大人物，不但对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调查研究就敢乱发言”、“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妄加评论”的闲人、局外人十分恼火，而且断定这些“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都是居心叵测、惟恐天下不乱的危险分子，担心他们的言论轻则有伤风化，重则惑乱人心，因此必须严加看管，严格钳制，严厉惩处…… 在中国，第一种恶意批评并不多见，且多不能持久（所谓”人一阔脸就变”、”屁股决定脑袋”），而第二种恶意批评传统上饱受误解与压抑，不能不说正是批评文化迟迟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原因。&nbsp&nbsp
陈道明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上）（图）
陈道明的有个性、架子大在演艺圈是出了名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你想啊，当那些无名小辈或刚刚混出些门道的准明星们整天忙于东奔西走上蹿下跳苦苦寻觅露脸机会的时候，不远万里找上门来请陈道明拍戏的人却一拨紧接一拨轰都轰不完，他功成名就到了这个份儿上，干吗不能有点儿个性和架子呢？ 不过倘若仅仅有个性和架子大，也算不了什么，演艺圈里狂妄恣睢目空一切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的主儿大有人在。陈道明与此辈不同。虽然他在拍完《围城》突然之间成名后，也浮躁过一段时间，“和现在一些不知深浅的演员一样，以为天下就是他的，好像所有人都应该为他活着的一样”，但以他的聪明和悟性，通过这么多年的螺旋式上升，相信他的水平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相当的思想高度。 在新近接受一家时尚类杂志采访时，陈道明对时下盛行的名人出书表示了极度的鄙夷：“名人写书，我向来嗤之以鼻”，“名人出书、出自传，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自娱时我会随手写，不能跃然纸上，更不能示众，会脏了读者的眼睛。”他还说，“（像）我这种所谓的名人，不值得记载。最大的存在，看演出的角色就可以了。至于鸡毛蒜皮、豆腐账式的生活罗列，没有必要去记录。我觉得是浪费纸张，还是把纸用来传播文化吧。” 如果记者的报道无误，或者说陈道明不会紧接着站出来辟谣，那么，这番话我看足以为陈道明赢得一顶“批评艺术大师”的桂冠。&nbsp&nbsp
陈道明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下）
依照在中国沿袭已久的批评规则，任何批评都应该具体、实际，不能笼统、虚化，否则便难免被认为有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全盘否定某某某之险恶用心。抗战时期，漫画家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1939年延安植树》的漫画，一名领导看了后批评他说：”植树不好应当批评，但哪里不好应该注明。延安很大，比如王家坪总部植树不好，就写王家坪植树不好，否则就成了延安植树都不好了。讽刺应该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两个区别。”该领导的批评，据说在华君武头顶上”响起了一声声重锤”。按这种思路，要批评名人出书，必须进行特别的注明与区分，因为名人很多，名人出书的情况很复杂，你若一口咬定名人出书”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岂不是说全中国的名人出书都是”悲哀”和”亵渎”吗？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中国的每一本名人随笔、名人自传都是文字垃圾吗？难道你认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是”鸡毛蒜皮、豆腐账式的生活罗列”，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会脏了读者的眼睛”，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是”浪费纸张”吗？同志们，一个人只要不带偏见，就应该知道他陈道明忽略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区别，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严重错误！ 另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规则，就是不能批评同行，不能搞窝里斗。设立这项规则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端正态度，统一思想，保证圈子内部的安定团结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也是为了给圈子里的每个成员留条后路，毕竟大家吃这碗饭都不容易，你今天抓住了别人的把柄，气势汹汹地把他猛批一通，你就能保证自己明天不被别人抓住把柄么？到时候人家以牙还牙痛打落水狗，你这不是自作自受么？前段时间歌手雪村开玩笑说演员都是戏子，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尽管他把自己也归入戏子的行列，结果据说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触犯了众怒，更有男演员名曰刘威者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喝令雪村闭嘴，并称若与他狭路相逢，绝不会轻饶了他，甚至不惜以武力解决。如果说雪村是在“贬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演员，那么，陈道明则是在贬低所有出书的名人，以此抬高坚决不出书的自己。 可以预料，演艺圈中那些已经出书或正准备出书的名人，闻听此言后将是何等愤慨，他们即便不至于冲动到要和陈道明比拼武力的地步，但从此将他视为不懂行规的异类，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陈道明的言论是一种彻底而决绝的批判姿态，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非规范动作，一般演员若没有他那样的实力和底气，万万不可仿而效之，除非是不想继续在圈里混下去了。 说中国人丑陋，必须注明只是“某些中国人”；说明星大腕惟利是图，必须注明只是“少数明星大腕”；说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官要官，必须注明只是“极个别领导干部”……总之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明星大腕、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好坏之比例至少也是九点九九个指头和零点零一个指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明星大腕、中国的领导干部自己，更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就是贰臣、汉j、小人、疯子…… 陈道明同志是一个演员，不是职业批评家，但他对于名人出书现象的批评，打破了有中国特色批评的两条铁的戒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概，进入了批评艺术的新境界，值得每一个职业批评家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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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 天下无贼乎（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小说家编的故事。小说家编故事是他的本能，读者可以不相信生活中确有其事，但读者如果无法相信生活中确有其理，这故事可就编砸了。导演如果根据故事拍电影，弄不好就会一败涂地血本无归。按说冯小刚其实不傻，他怎么会看中这样一个也许连编故事的小说家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呢？幸亏投资方比较理智，不失时机地决定暂缓拍摄，否则真不知要闹出多大的乱子。 电影没有拍成，但《天下无贼》的故事还是可以咀嚼一番的。 一个农民，因为天性善良、淳朴、真挚，就“不相信有那么多贼”，“坚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就敢带着6万块钱在火车高枕无忧。那么反推过来的结论应当是，人们之所以担心社会上有那么多贼，不敢相信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美好的，不是因为社会上确有那么多贼，也不是因为旅途上情况复杂、江湖上风波险恶，而是因为人们没有傻根那样善良、淳朴、真挚，无法像傻根打动王薄和王丽那样令盗贼良心发现、浪子回头，成为善良和正义力量的一部分。只要你相信天下无贼，天下就果真无贼，即便有贼也会变成好人去打击其他的贼。真不敢想象，天底下竟有这等好事！ 为了维系傻根心中“天下无贼”的梦想，王丽一次次将傻根已经被其他贼偷走的钱偷回来，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傻根送回去，并始终做到不让傻根知道在他的周围发生了些什么。这哪里是在帮傻根维系他的美好梦想？这分明是在处心积虑地欺骗傻根，使他在“天下无贼”的幻觉中继续呼呼大睡，并在客观上使他更容易受到盗贼的蒙骗和侵害。 这个时候，如果傻根稍稍聪明一点，敏感一点，觉察到了身边的风吹草动，或者看清了火车上的刀光剑影，他也必须在王薄和王丽面前装糊涂，让他们相信他傻根仍然蒙在鼓里，让他们继续满腔热情地欺骗他傻根。 你可以说傻根这样做也是在欺骗王薄和王丽，但他的欺骗是为了不辜负王薄和王丽的一片苦心，是为了用自己的愚昧、弱小、需要被拯救于水火，来反衬王薄和王丽舍生忘死保护劳动人民财产、生命和梦想的高大形象。 多么幸运的劳动人民傻根，先是没费多大劲就挣了大钱，接着在回家的火车上一帆风顺，被人像保护国王和总统那样实施了“绝对不打扰”级别的保护。多么伟大的贼人王薄和王丽，善良着老百姓的善良，淳朴着老百姓的淳朴，急老百姓之所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别说王薄和王丽没有偷傻根的钱，就是他们偷了，傻根也不能恨他们，咱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小毛贼，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基础”的高级大盗。 是的，贼就是贼，贼没有不偷东西的，但正如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贼和贼有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诸侯”成克杰一边偷广西人民的巨款（达几千万），一边却爱把广西人民的疾苦挂在嘴上，他的名言是：想到广西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我这个自治区主席真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啊！谁能说成克杰没有“保护”广西人民呢？谁能说他没有为了维护“天下无贼”的舆论环境而在广西大行愚民之道呢？ 对照成克杰之流的表演，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贼人王薄和王丽之所以要保护并愚弄傻根，第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盗贼身份，以便顺理成章地充当他人的解放者和保护神；第二，是为了麻醉傻根们的判断能力，弱化他们的反抗能力，以便对他们实施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五代初年有个道士叫陈抟老祖，相传在华山隐居时曾服气辟谷百日不起，忽一日听说后周节度使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禁不住鼓掌欢呼：“天下自此太平矣！”……今天，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搁浅了，可见他要想达到陈抟老祖的水平，还得潜心修炼些日子才行。&nbsp&nbsp
冯小刚 &ot;恶意批评&ot;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也要保护“恶意批评权”》，主张要依法保护公民的“恶意批评权”。所谓“恶意批评权”，是我概括的一个新说法，指怀着“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现代汉语词典》对“恶意”的解释）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批评的权利。在文章中，就名主持人赵忠祥写的几本自传、名导演冯小刚拍的几部贺岁片受到媒体、读者和观众的相当尖锐的批评等文化批评现象，我分析了出现这种恶意批评的内在原因。 事过不久，我的分析得到了事实印证，当初批评冯小刚贺岁片用语最刻薄、火力最凶猛、恶意最明显的北京某报编辑袁某人，今天摇身一变也成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电影人，正在有板有眼地参与创作一部贺岁片，准备拿到明年的贺岁片市场上分一杯羹。 人们也许都还记得，两年前冯小刚的贺岁片《没完没了》刚刚封镜不久，他正准备稍稍松一口气后就拿到市场上去猛掏观众腰包的时候，一场针对冯氏贺岁片的声势浩大的围剿就呼啸而至，袁某人正是其中立马横刀的一员主将。他先利用担任某报下属某刊执行主编的“职务之便”，连续编发了以《冯小刚“没完没了”》为总题的6篇批评文章，接着又发表署名文章为冯小刚的电影事业高唱挽歌，说他的贺岁片原来只是搞笑，是“劣质盒饭”，奉劝冯小刚“没完没了是不可能的，你赖着不走，早晚会有人轰你下台。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最终也只有弄得自个儿寿终正寝”。这明摆着是要砸《没完没了》的牌子，要是真砸了，也就等于要砸冯小刚的饭碗！冯小刚何等人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气势汹汹杀到报社，对袁某人发出了“出门小心点，当心牙掉了没地方喊冤去”的严正威胁…… 现在看来，甭管袁某人当时是否已经有投身电影圈的明确想法，但原本只是来自山东的一个流浪文学青年的他，对居京之大不易以及在京之“创业艰难百战多”深有体会，因而在批评冯小刚的时候带着一股刻骨的恶意，把冯当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自己恨不能立马取而代之，在他那里肯定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一种心理状态。&nbsp&nbsp
冯小刚 &ot;恶意批评&ot;的…
这是恶意批评的一种姿态。批评者一开始就不甘心只是坐而论道，他们一边在圈外对被批评者指手划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你算什么东西呀，也不倒杯凉开水自己瞧瞧！你摆弄的是些什么玩意儿呀，趁早下课吧，滚蛋吧，回家歇着吧，让兄弟我来玩儿给你看看，让你也知道什么叫真功夫！”一边就在暗中或者比划着模仿被批评者的那几招三脚猫功夫，或者取长补短敲敲打打立志于自成一家，只要条件勉强许可，时机相对成熟，他们就会按捺不住跳将出来，操着刀枪棍棒要到市场上去与昨天的被批评者、今天的同行兼“敌人”拚个你死我活。 这个时候，严酷的竞争环境和具体的操作实践也许会使他们从以前作为批评者的立场上有所动摇，能够设身处地地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比如投身电影圈之后的袁某人，对冯氏电影的态度就有了较大的改变，坦言“在刚刚走入电影圈时，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实现梦想的激|情，但真正开始着手找题材、资金时，才发现困难远比想象的多”，而“冯小刚总能在市场、资金、观众之间找到一种成功的折中方式……这是冯氏贺岁片最值得借鉴的地方，现在自己对冯小刚保持一种‘尊重和学习’的态度”。无论袁某人们很快就能将冯小刚们消灭，还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与对手“和平共处”，人们都不要指望能继续听到他们以前那种痛快淋漓、入木三分的批评的声音了。 除此之外，恶意批评还有另一种姿态，或者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种姿态，这是我在《也要保护“恶意批评权”》一文中未曾论及的。 持第二种姿态的批评者自始至终固守批评者的本位，从未想过要到市场上去反串一下被批评者的角色，或者哪怕是以玩票的方式体会一下被批评者的酸甜苦辣，更不会萌生“揭竿而起”、“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所以他们的批评尽管带有“恶意”，尽管态度是那样的不端正、不温顺，方式是那样的不和谐、不诚恳，但他们原来却是最单纯、最安全的一群人，话说得再难听，情绪鼓噪得再激动，气氛渲染得再热烈，最终也只能停留于一种批评，一种言论。 如果说第一种恶意批评主要是为了从舆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批评者自己日后进入“市场”甚至上台“执政”扫清障碍，那么第二种恶意批评则更多地是出于不平则鸣、不吐不快的正常心理需要，是为了捍卫一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批评的权利。他们的批评不需要任何资格，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批评资格；他们的批评不需要做出“绝对正确”的保证，他们只需对批评所依据的道义良知和事实来源（比如“据报载”，批评家无需复核“报载”的事实，如果“报载”事实有误，批评家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负责。他们不是百科全书，不是万金油干部，对某些领域的知识、问题和实际情况可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三缄其口，甘心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发其言”的顺民。 从言论自由的意义上讲，第二种恶意批评往往要比第一种来得更本质也更纯粹，因而也更难以为常人所理喻，每每被认为是一帮“只会动口不会动手”、“光说不练”的可怜的书呆子的说了白说，对现实生活、对“主流人群”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更有某些比冯小刚还要敏感一百倍的大人物，不但对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调查研究就敢乱发言”、“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妄加评论”的闲人、局外人十分恼火，而且断定这些“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都是居心叵测、惟恐天下不乱的危险分子，担心他们的言论轻则有伤风化，重则惑乱人心，因此必须严加看管，严格钳制，严厉惩处…… 在中国，第一种恶意批评并不多见，且多不能持久（所谓”人一阔脸就变”、”屁股决定脑袋”），而第二种恶意批评传统上饱受误解与压抑，不能不说正是批评文化迟迟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原因。&nbsp&nbsp
陈道明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上）（图）
陈道明的有个性、架子大在演艺圈是出了名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你想啊，当那些无名小辈或刚刚混出些门道的准明星们整天忙于东奔西走上蹿下跳苦苦寻觅露脸机会的时候，不远万里找上门来请陈道明拍戏的人却一拨紧接一拨轰都轰不完，他功成名就到了这个份儿上，干吗不能有点儿个性和架子呢？ 不过倘若仅仅有个性和架子大，也算不了什么，演艺圈里狂妄恣睢目空一切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的主儿大有人在。陈道明与此辈不同。虽然他在拍完《围城》突然之间成名后，也浮躁过一段时间，“和现在一些不知深浅的演员一样，以为天下就是他的，好像所有人都应该为他活着的一样”，但以他的聪明和悟性，通过这么多年的螺旋式上升，相信他的水平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相当的思想高度。 在新近接受一家时尚类杂志采访时，陈道明对时下盛行的名人出书表示了极度的鄙夷：“名人写书，我向来嗤之以鼻”，“名人出书、出自传，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自娱时我会随手写，不能跃然纸上，更不能示众，会脏了读者的眼睛。”他还说，“（像）我这种所谓的名人，不值得记载。最大的存在，看演出的角色就可以了。至于鸡毛蒜皮、豆腐账式的生活罗列，没有必要去记录。我觉得是浪费纸张，还是把纸用来传播文化吧。” 如果记者的报道无误，或者说陈道明不会紧接着站出来辟谣，那么，这番话我看足以为陈道明赢得一顶“批评艺术大师”的桂冠。&nbsp&nbsp
陈道明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下）
依照在中国沿袭已久的批评规则，任何批评都应该具体、实际，不能笼统、虚化，否则便难免被认为有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全盘否定某某某之险恶用心。抗战时期，漫画家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1939年延安植树》的漫画，一名领导看了后批评他说：”植树不好应当批评，但哪里不好应该注明。延安很大，比如王家坪总部植树不好，就写王家坪植树不好，否则就成了延安植树都不好了。讽刺应该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两个区别。”该领导的批评，据说在华君武头顶上”响起了一声声重锤”。按这种思路，要批评名人出书，必须进行特别的注明与区分，因为名人很多，名人出书的情况很复杂，你若一口咬定名人出书”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岂不是说全中国的名人出书都是”悲哀”和”亵渎”吗？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中国的每一本名人随笔、名人自传都是文字垃圾吗？难道你认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是”鸡毛蒜皮、豆腐账式的生活罗列”，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会脏了读者的眼睛”，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是”浪费纸张”吗？同志们，一个人只要不带偏见，就应该知道他陈道明忽略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区别，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严重错误！ 另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规则，就是不能批评同行，不能搞窝里斗。设立这项规则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端正态度，统一思想，保证圈子内部的安定团结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也是为了给圈子里的每个成员留条后路，毕竟大家吃这碗饭都不容易，你今天抓住了别人的把柄，气势汹汹地把他猛批一通，你就能保证自己明天不被别人抓住把柄么？到时候人家以牙还牙痛打落水狗，你这不是自作自受么？前段时间歌手雪村开玩笑说演员都是戏子，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尽管他把自己也归入戏子的行列，结果据说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触犯了众怒，更有男演员名曰刘威者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喝令雪村闭嘴，并称若与他狭路相逢，绝不会轻饶了他，甚至不惜以武力解决。如果说雪村是在“贬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演员，那么，陈道明则是在贬低所有出书的名人，以此抬高坚决不出书的自己。 可以预料，演艺圈中那些已经出书或正准备出书的名人，闻听此言后将是何等愤慨，他们即便不至于冲动到要和陈道明比拼武力的地步，但从此将他视为不懂行规的异类，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陈道明的言论是一种彻底而决绝的批判姿态，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非规范动作，一般演员若没有他那样的实力和底气，万万不可仿而效之，除非是不想继续在圈里混下去了。 说中国人丑陋，必须注明只是“某些中国人”；说明星大腕惟利是图，必须注明只是“少数明星大腕”；说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官要官，必须注明只是“极个别领导干部”……总之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明星大腕、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好坏之比例至少也是九点九九个指头和零点零一个指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明星大腕、中国的领导干部自己，更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就是贰臣、汉j、小人、疯子…… 陈道明同志是一个演员，不是职业批评家，但他对于名人出书现象的批评，打破了有中国特色批评的两条铁的戒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概，进入了批评艺术的新境界，值得每一个职业批评家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