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第9部分阅读（2/2）
《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作者：作者不祥 2021-04-15 14:28
汉家陵阕起秋风， 黍禾满关中， 更戏马台荒， 画眉人远张建封， 燕子楼空。 人生百年寄语， 应且开怀， 一饮尽千盅。 回首荒城斜日， 倚栏目送飞鸿。” 读着萨督刺的这首词，人们仿佛到了徐州这个历史的古城，仿佛看到了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对这个词人是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说他具有一定的豪放性格，词写的豪壮、豪气、豪迈。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对刘邦和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什么“划江而治”，我们必须断然地否定。这与项羽当年在灞上的“沽名”如出一辙，我们决不像当年的霸王项羽一样，应该尽将余勇而猛追穷寇。 所以，毛泽东在北京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接受人民提出的条件的一切反动派，对于那些敢于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的反动武装力量，“我们就是将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之！”&nbsp&nbsp
打仗----打圈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带部队上山后，经过向群众调查，了解了井冈山从前有一个“山大王” ----朱聋子的故事。 朱聋子叫朱阳，他在井冈山上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一直捉不住他。因为，朱聋子对井冈山的地形、气候、敌我力量对比都做过详细的调查。井冈山上地势险要，到处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里，有的地方连小路都没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得去。而且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朱聋子充分利用这一点，官府的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军满山转圈子。因此，他总宣传说：在井冈山不要学会打仗，只要学会打圈。 毛泽东在这个故事中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想，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总之，要把打圈与打仗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样毛泽东便从朱聋子的故事中悟出了新的思路。 毛泽东对红军的干部战士说： 我们要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一下，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们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打他个干净利索。总之，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不赚的就不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叫你打不着我，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据陈登才编著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记载：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信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概括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继续运用这一战术原则，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原则是管用的、是经得起战争检验的制胜法宝。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不拘泥古人，也拘泥于“本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具有毛泽东特点的战略战术理论。而且，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既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孙子，又不同于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不可能给红军准备这样一个现成的答案。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自己“悟”出来的，吸收前人文化精华、重新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活力的闪烁着军事哲学思想光辉的重要一页。&nbsp&nbsp
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毛泽东说：战争有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这是毛泽东对战争最原始的概括，也是最精辟的回答。 正式由于这个概括，才创造出了最辉煌的战略战术。 在《倾听毛泽东》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载：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美国记者路医斯、斯特朗等人的谈话中说道： 我们开始不会打仗，不得不在战争中进行学习。“只有经过相当多的战斗之后，我们才明白战争的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一点也不！这些都是严肃的事情。正是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忽视它们的干部。他们给部队安排任务，就好像部队可以行军一周而不吃饭一样。他们划定路线，就好像我们不用走而可以飞一样，如果你与他们争论，他们至多会承认三大原则中的一半，即我们的子弹会杀死国民党士兵。但是如果你说敌人的子弹也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缺乏革命精神。这很不好，其结果是我们失掉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结束时，我们在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停了下来，召开了我们的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领导。我们没有改变中央委员会，但改变了路线。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委员们已经看到了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的巨大损失，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并且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我们到达延安后，”他总结说，“我们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整风，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它需要时间……”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得不丢弃错误路线采取正确路线，这不能以力压服，唯一的办法是劝说人们。我们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与敌人斗争。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摆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讲清道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集。这就提出双方的观点。“我们发现，许多从来未被说服的同志，在看过并比较过双方的看法之后，被说服了。许多‘左’倾机会主义者，忘掉了他们几年前说过的东西，通过出示他们过去写的东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王明，从不承认他们犯过错误，那没关系，我们并不开除他，他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的第一段话，说明了整风运动之前的情形；第二段话，回忆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和意义。 特别是在对战争的定性和认知上，完全是正确的。其正确就在于它是唯物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不是一相情愿。如果战争只像个别人讲的一样，敌人的子弹不会杀人特别是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的人，那么就不是战争了。而是一种游戏、小儿时节的游戏。 由于有毛泽东“人必须吃，必须走，子弹杀人”的精彩比喻和形象概括，才有后来的与之相配套的克敌制胜一系列战术战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鸡还没有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大踏步地进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现今条件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这些军事原则和克敌制胜术？这些原则到底还有没有用处？细细品来，这些作战原则的精髓，现今依然有很多启迪，关键是自己如何“悟”。就目前看，其中有几根“筋”或者说战略战术的“主心骨”，一定要把握住： 一是要注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坚持“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摆脱被动，掌握主动。只不过是“诱敌深入”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是要注意把握住运动战的特点，就是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没有也不必有固定的作战“线”，准确说就是现今时髦的“非线形”作战样式。因为，“怎么样能够消灭敌人就怎么打”是运动战的精髓。而运动战的核心就是，战斗样式不固定、不“格式化”。 三是要注意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来坚持。要打就要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不打则已，打则灭之。做到这一点：第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第二，要注意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战术，运用袭击、伏击和围点打援等作战手段，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突然进攻；三是避强击弱，拣弱敌打。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也是要“必须吃，必须走，子弹依然是会杀人的”。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把现代科学技术说的神乎其神，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在考虑现代战争时，还是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常识。 特别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十分嚣张，他们想打拿里就打哪里。这虽然也是一种现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害怕。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害怕。 我们----作为共和国军人，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在以江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情做好，就是未来的战争来了也一定能够应付自如。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军队！！&nbsp&nbsp
你懂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
贵州。遵义。 我们党在这里召开了历史上著名会议----遵义会议。 历史巨片《长征》展示了那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镜头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面带蔑视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对着大家说道： “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然后，又朝李德和王明那边瞧了瞧，继续说道： “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窝了一肚子火。他猛吸了一口烟，抬起头，看着这位同住湘赣边界的“小老乡”，不紧不慢地问道： “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凯丰一下子被毛泽东问住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整个会场，好不尴尬，气氛更加不融洽。应该说，这个凯丰说的这些话，是说出了当时以李德、王明为首的一些人的心里话。他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代言人罢了。 凯丰，原名叫何克全，生于1906年，卒于1955年。他是萍乡市湘东区老关乡三角池人。在萍乡中学读书时，支持“五四”运动等革命活动，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26年夏，北伐军进军萍乡，他回到家乡，帮助组织农会。1927年2月回校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2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巡视员。在青年团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到香港，担任青年团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发动难友进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3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少年共产党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书记。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任红九军党中央代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不支持毛泽东，不久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1937年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叛党行为作了坚决地斗争。在洛川会议和同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宣传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央宣传教育部长。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凯丰，从开始坚决地反对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长征路上，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他在“支持”和“反对”的问题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长征路上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凯丰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在中国工农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能打胜仗，才能领导得了中国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 所以，凯丰在党内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这是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实，毛泽东到底看了多少遍《孙子兵法》，谁人也不太清楚，也没人去考证。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被凯丰抢白了几句这之前，只是看过《孙子兵法》，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它。由于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是靠《孙子兵法》指挥打仗，这就更加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泽东为此特地致函当时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同志，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是“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始认真地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战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长卿，是春秋战国末期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由于孙子的功业是在吴国建立的，所以孙子又被称为吴孙子。孙子的生卒年代尚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同时代人。《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在历史上，孙子出生在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世家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的熏陶。齐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大展宏图的地方，还一度是春秋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一切，都为孙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打仗----打圈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带部队上山后，经过向群众调查，了解了井冈山从前有一个“山大王” ----朱聋子的故事。 朱聋子叫朱阳，他在井冈山上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一直捉不住他。因为，朱聋子对井冈山的地形、气候、敌我力量对比都做过详细的调查。井冈山上地势险要，到处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里，有的地方连小路都没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得去。而且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朱聋子充分利用这一点，官府的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军满山转圈子。因此，他总宣传说：在井冈山不要学会打仗，只要学会打圈。 毛泽东在这个故事中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想，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总之，要把打圈与打仗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样毛泽东便从朱聋子的故事中悟出了新的思路。 毛泽东对红军的干部战士说： 我们要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一下，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们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打他个干净利索。总之，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不赚的就不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叫你打不着我，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据陈登才编著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记载：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信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概括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继续运用这一战术原则，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原则是管用的、是经得起战争检验的制胜法宝。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不拘泥古人，也拘泥于“本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具有毛泽东特点的战略战术理论。而且，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既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孙子，又不同于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不可能给红军准备这样一个现成的答案。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自己“悟”出来的，吸收前人文化精华、重新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活力的闪烁着军事哲学思想光辉的重要一页。&nbsp&nbsp
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毛泽东说：战争有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这是毛泽东对战争最原始的概括，也是最精辟的回答。 正式由于这个概括，才创造出了最辉煌的战略战术。 在《倾听毛泽东》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载：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美国记者路医斯、斯特朗等人的谈话中说道： 我们开始不会打仗，不得不在战争中进行学习。“只有经过相当多的战斗之后，我们才明白战争的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一点也不！这些都是严肃的事情。正是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忽视它们的干部。他们给部队安排任务，就好像部队可以行军一周而不吃饭一样。他们划定路线，就好像我们不用走而可以飞一样，如果你与他们争论，他们至多会承认三大原则中的一半，即我们的子弹会杀死国民党士兵。但是如果你说敌人的子弹也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缺乏革命精神。这很不好，其结果是我们失掉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结束时，我们在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停了下来，召开了我们的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领导。我们没有改变中央委员会，但改变了路线。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委员们已经看到了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的巨大损失，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并且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我们到达延安后，”他总结说，“我们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整风，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它需要时间……”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得不丢弃错误路线采取正确路线，这不能以力压服，唯一的办法是劝说人们。我们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与敌人斗争。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摆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讲清道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集。这就提出双方的观点。“我们发现，许多从来未被说服的同志，在看过并比较过双方的看法之后，被说服了。许多‘左’倾机会主义者，忘掉了他们几年前说过的东西，通过出示他们过去写的东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王明，从不承认他们犯过错误，那没关系，我们并不开除他，他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的第一段话，说明了整风运动之前的情形；第二段话，回忆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和意义。 特别是在对战争的定性和认知上，完全是正确的。其正确就在于它是唯物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不是一相情愿。如果战争只像个别人讲的一样，敌人的子弹不会杀人特别是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的人，那么就不是战争了。而是一种游戏、小儿时节的游戏。 由于有毛泽东“人必须吃，必须走，子弹杀人”的精彩比喻和形象概括，才有后来的与之相配套的克敌制胜一系列战术战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鸡还没有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大踏步地进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现今条件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这些军事原则和克敌制胜术？这些原则到底还有没有用处？细细品来，这些作战原则的精髓，现今依然有很多启迪，关键是自己如何“悟”。就目前看，其中有几根“筋”或者说战略战术的“主心骨”，一定要把握住： 一是要注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坚持“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摆脱被动，掌握主动。只不过是“诱敌深入”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是要注意把握住运动战的特点，就是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没有也不必有固定的作战“线”，准确说就是现今时髦的“非线形”作战样式。因为，“怎么样能够消灭敌人就怎么打”是运动战的精髓。而运动战的核心就是，战斗样式不固定、不“格式化”。 三是要注意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来坚持。要打就要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不打则已，打则灭之。做到这一点：第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第二，要注意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战术，运用袭击、伏击和围点打援等作战手段，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突然进攻；三是避强击弱，拣弱敌打。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也是要“必须吃，必须走，子弹依然是会杀人的”。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把现代科学技术说的神乎其神，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在考虑现代战争时，还是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常识。 特别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十分嚣张，他们想打拿里就打哪里。这虽然也是一种现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害怕。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害怕。 我们----作为共和国军人，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在以江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情做好，就是未来的战争来了也一定能够应付自如。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军队！！&nbsp&nbsp
你懂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
贵州。遵义。 我们党在这里召开了历史上著名会议----遵义会议。 历史巨片《长征》展示了那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镜头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面带蔑视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对着大家说道： “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然后，又朝李德和王明那边瞧了瞧，继续说道： “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窝了一肚子火。他猛吸了一口烟，抬起头，看着这位同住湘赣边界的“小老乡”，不紧不慢地问道： “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凯丰一下子被毛泽东问住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整个会场，好不尴尬，气氛更加不融洽。应该说，这个凯丰说的这些话，是说出了当时以李德、王明为首的一些人的心里话。他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代言人罢了。 凯丰，原名叫何克全，生于1906年，卒于1955年。他是萍乡市湘东区老关乡三角池人。在萍乡中学读书时，支持“五四”运动等革命活动，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26年夏，北伐军进军萍乡，他回到家乡，帮助组织农会。1927年2月回校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2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巡视员。在青年团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到香港，担任青年团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发动难友进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3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少年共产党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书记。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任红九军党中央代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不支持毛泽东，不久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1937年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叛党行为作了坚决地斗争。在洛川会议和同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宣传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央宣传教育部长。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凯丰，从开始坚决地反对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长征路上，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他在“支持”和“反对”的问题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长征路上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凯丰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在中国工农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能打胜仗，才能领导得了中国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 所以，凯丰在党内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这是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实，毛泽东到底看了多少遍《孙子兵法》，谁人也不太清楚，也没人去考证。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被凯丰抢白了几句这之前，只是看过《孙子兵法》，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它。由于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是靠《孙子兵法》指挥打仗，这就更加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泽东为此特地致函当时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同志，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是“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始认真地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战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长卿，是春秋战国末期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由于孙子的功业是在吴国建立的，所以孙子又被称为吴孙子。孙子的生卒年代尚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同时代人。《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在历史上，孙子出生在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世家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的熏陶。齐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大展宏图的地方，还一度是春秋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一切，都为孙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