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惊疑不定（2/2）
《极品少帅》作者：云无风 2021-09-02 12:22
的结局，贫穷的契丹帝国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宋帝国则了却了最大的边患，为仁宗朝的文治巅峰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内，宋帝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后人再难比肩的灿烂文明，并且成功的从中古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极大的拉动了地球人类文明高速向前发展。
但是也有一些反面的评价，《澶渊之盟》又作为宋朝“文弱”的一个证据被反复提起，这些人针对和约的几条依次有以下观点：
一、无视宋帝国占据了契丹帝国的关南之地没有归还，或者称之为是契丹帝国向宋帝国归还了攻占的国土;二、《辽史》上讳言辽圣宗当了，巧妙的称萧太后当了叔母，现代某些人对这种提法非常推崇。同时罢兵自然也是宋王朝“文弱”、“怯战”的表现;三、这一条没什么好说;四、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政权“纳币求和”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是宋朝怯战的表现，大加鞭挞;五、这条说法也不多。
但按真实历史的态度，不应该这么看，实际上是这样：一、关南瀛、莫二州和易州一样，是属于幽云十六州中的三州，幽云作为传统汉区，宋帝国作为汉民族帝国正统，很有理由收取。但其在后周建国之前就是契丹帝国的国土，当时宋朝的太祖还是个离家出走的愤青娃，所以契丹帝国多次兴师动众要收复国土，结果还是未能得逞，宋方实则是强占了对方国土拒不归还;二、宋为兄，辽为弟应该是很平等的，而那些故意说萧太后当了叔母的人，欺骗善良无知百姓的心态非常恶劣;三、略;四、这条比较重要。纳币给外族当然不太光彩，但仍然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宋朝是解放前最富裕的一个朝代，中央财政收入常年保持在一万万贯以上，而宋军组织一场大战，成本很容易上千万，而且要使生灵涂炭。如果真能免除大战，30万贯确实是很小的数字，而对于契丹帝国而言却很多，可谓趋近于后世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曹利用出使之前真宗给他的底线万，而寇准则只给了他30万。达成协议后，真宗起初误认为是300万，仍勉强接受，听清楚是30万时非常高兴。现代有些人居然将岁币夸大为宋朝的“沉重负担”，甚至是“积贫”的重要因素，完全不符合事实。退一步讲，宋朝只纳币，却从不和亲，这一点比强大的汉唐做得都要好。尤其是唐朝，既送钱又送女人，还是送的真公主，甚至还送过男性的王子去和亲，仍然被誉为盛唐，宋朝的这点岁币实在不应该被过于的贬损。
五、一般被无视了，其实也比较重要。宋朝是一个以工商业立国的国家，北宋工商税一度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70%左右，南宋还会更高，宋朝人对商业机会的需求可谓如饥似渴。由于科技、文化和市场资源的遥遥领先，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宋帝国的纯市场贸易都必然处于绝对劣势，契丹人还不懂得利用政治地位保护本国商业，所以每年都被宋人吸走大量利润而不自知。一些论文说宋朝的公私企业每年通过宋辽贸易可以获取数百万贯的利润，此数目从账目上都超过了数十万岁币。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宋军是胜而求和，本来应该乘胜追击甚至打进草原而不应该答应任何和议。这种观点太过于简单粗暴，渊源在于晚清众多丧权辱国的“和约”，国人一听到“议和”二字就神经敏感。事实上，以双方的战斗力而言，但凡主动进攻者必败，这一点宋太宗、曹彬、耶律休哥都一遍又一遍的验证过了，和平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实在过于酷烈，每战损失的精壮男丁都数万，几十年下来对生产力的破坏太大。苏联和美国冷战数十年，摩擦不断，却一次都没真正动过手，正是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加理智。
当然，就云铮自己的看法来说，对《澶渊之盟》持正面评价的观点也有一些疏漏：
就譬如说辽国直接获取巨额岁币，这对生产力发展就并不是好事，这一点历代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均鲜有提及。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首先要明白一个经济学原理：扶贫的真正办法是为他的产品提供市场而不是直接给钱。因为货币性收入仅仅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内涵，由于这个外在表现的真实性历来很稳定，所以人类已经渐渐忽视了它可能出现的虚假性。然而在“扶贫”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直接获得扶贫现金的国家仅提高了购买力而没有提高生产力，当这笔直接获得的货币现金支付完成后它依然是穷国，必须等待下一笔现金。只有当它的产品获得市场，通过市场购买促使生产力提高，掌握一定的市场资源，才能成为真正的富国。举例说一个人怎样能脱贫：不是直接给他钱，那样他会成为叫花子，最好是给他找到一份工作，相当于在市场上购买他的劳动力，他才能脱贫。
这也就是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在亚非拉扶贫，却越扶越贫的经济学原理，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让这些贫国真正富起来，恰恰相反，是要保持它们的贫穷，以此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富国地位。这样的例子后世中国并非没有遭遇过，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飞机项目研发正值关键时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却非常“大方”的转让了几项关键技术，这是在帮助你吗？显然不是，麦道这一手恰恰是要封杀你的自主研发。果然，不久之后“运十”项目下马，美国人成功的扼杀了一个即将崛起的竞争对手。当然，一千年前的人还没有总结出这个原理，但事实上，这个客观规律却对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生产力发展都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只不过大家都没提出来而已。
再一个，岁币对辽国的宏观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又需要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挤出效应。这是指国家加大政府购买和投资（财政支出），会导致市场物价上涨、实际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会越过更多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项目内部收益率），减少市场上的私人投资项目，将他们“挤出”了。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巨额岁币当然都是给到辽国政府手中而不会有一文钱付给任何一个普通百姓，这必然使辽国的政府支出在宏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剧增，其强大的挤出效应简直会令辽国的私人投资窒息。辽国对宋朝的贸易本来就处于绝对劣势，而本国“企业”又因为政府的挤出效应不能成长，宋辽贸易处于愈加不平衡的状态。同样，当时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原理，但并不影响客观规律在背后发挥作用。
虽然政治上宋辽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但是经济上却是完全不对等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事实上使契丹帝国成为了宋帝国非常稳定的经济殖民地。在不懂得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保护重要性的年代，只要向宋帝国开放市场贸易的国家和民族都将毫无例外的沦为其经济殖民地，当时有少数人隐约感觉到了，但总体而言都还没有清醒的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宋人会在占了大便宜后，在一位昏君及其奸臣的带领下，作出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就是后来的宋金海上盟约：瓜分辽国。
之所以提到这两点，是因为云铮基于希望控制辽国的心态，刚才跟萧芷琼所提到的使两国和睦的办法就是这个：云家提供大量资金给辽国，用于辽国“扶贫”。——不是云铮无耻地要利用萧芷琼，而是他觉得眼下这个大魏和辽国因为没有檀渊之盟，这么一直保持军事冲突其实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虽然这对于云家军事实力的维持有好处，但显然对社会发展有制约。
云铮不大关心个别百姓的日子，但他关心中华文明的传承，凡是影响这一点的，都在他希望处理的范围之内，所以他才希望用“非战”的手段控制辽国。事实上这对辽国也有好处，因为这个世界里，辽国对大魏不能保持军事优势，一个云家就扛住了，那么持续战争坏处肯定大于好处，而和平的话，则两国百姓也才能真正的安居乐业，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情况下，百姓过得好一点，云铮还是很乐意看见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辽国从根基上没有抗衡大魏的能力了，耶律皇室的权威会降低——但这跟他云少帅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自然不在乎。
那么为什么现在看见完颜部落叛辽之后，云铮会惊疑不定呢？
因为后来的宋金海上盟约。这个要从政和元年（辽天祚帝天庆元年，西元年）说起，当时宋廷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使辽国贺正旦，检校太尉童贯副之。这本来是一次例行公事的互使，但是在路上他们却遇到一个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个人当时名叫马植，本来是辽国的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国人缘却很差，所以来投奔宋朝。他夜见童贯，声称有灭辽之策。童贯大惊，将其改名为李良嗣，偷偷带回觐见徽宗。
李良嗣向徽宗提出：“辽国天祚皇帝荒无道，而女直恨辽人入骨，如果宋朝通过海路联络女直，一起夹攻辽国必然成功。”宋徽宗有点动心，但当时参与此谋的人都很反对，主要理由是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宋帝国还占了人家不少便宜，没必要为一个小小的女直部落而挑开战端。更重要的是西夏马上就可以拿下了，就算要对契丹动手，也应该先把西夏这边解决干净再说。但李良嗣马上又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先发制人，事不侔矣。”（《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意思是说：幽燕本就是大宋的国土，人民急切盼望宋廷来解放他们，大宋要抓紧时间，不然被女直抢了先就麻烦了。这样一说宋徽宗立即就同意了他的观点，下令准备伐辽，赐李良嗣国姓，任秘书丞，负责联络女直。这种弱智决策在正常情况下是肯定通不过的，但是有了蔡京的无条件支持，硬是给通过了。快被压死前的一刹那，西夏人突然觉得头顶的天空变得开阔了许多。
于是赵良嗣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多次绕开契丹的陆地，通过海路与女直部的使者谈判，基本确实了南北夹攻的战略，并向女直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培训。女直这个部落又译女真，据说是肃慎或者靺鞨的一支，主要生活在契丹帝国上京临潢府更北的黄龙府（今吉林长春农安县）附近，主要以渔猎为生。注意是渔猎，而不是游牧，也就是只会猎取野生动物，连放牧的技术都还没有掌握，非常落后（所以前文中完颜明也只好亲自打虎而不是放牧了）。这个部落算是契丹下辖49个小部族中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但远不能跟汉、渤海和四大王府相提并论，也不可能对强大的契丹帝国产生真正的威胁。当然，在天祚年间，辽帝国内部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经过钦哀之乱、楚国王耶律重元叛乱、萧海里叛乱和耶律乙辛专权等内乱，内耗非常严重，经济发展形势也确实不向好（这可能主要还是岁币引起的），但汉、渤海、四大王府和49个小部落节度仍然很稳定的团结在帝国中央周围，并未表现出明显异常。赵良嗣可能是看到了一些问题，急于立功，于是编造了一个女直部落很强大的说法，诱使宋徽宗出兵，助他完成盖世奇功。
赵良嗣编女直还是很有道理，如果编的是汉、渤海或者四大王府中的大部落，宋人也比较了解他们，容易穿帮，他们也不太容易被挑唆起来反辽。只有最北边的女直部落，宋人基无所知，而他们生活很艰苦，造反的机会成本也很低，恰逢小冰河时期，必须向南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以赵良嗣的挑拨很容易就成功了。当然，由于后来的清朝是由建州女真部落所建立的王朝，附会自己是女直的后代，所以将女直部吹捧得很厉害，其实也就是个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小部落，完全是宋徽宗确定了和它一起夹击辽国后才专门扶植起来的。
所以云铮以前一直认为，所谓说女直部叛辽是因为辽帝国长期压迫剥削所致，这个理由应当是不充足的，或许辽帝国确实对他有一些压迫，但如果宋帝国一直不扶植他，他也就只能一直屈服于这种压迫苟活，这种情况在地球上并不罕见。在得到了宋帝国的扶植后，女直也嚣张起来，生女直部节度使乌雅束的弟弟阿骨打在朝见辽帝时拒不服从命令，后来又带兵劫掠咸州（今辽宁铁岭附近），从此开始了反辽生涯。辽帝国开始没有当很大的事情，以为仍然是像以前一样的部族滋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一次是有宋帝国在背后阴谋支持。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西元3年）乌雅束卒后，没有向辽帝国告丧，其弟阿骨打直接继为女直部族大勃极烈，即为部族领主，不再接受辽帝国下派的节度使和祥稳，脱离辽帝国直辖。
宋徽宗扶植辽帝国下辖的部落起兵反抗，应该说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辽帝国也始终贯彻扶植西夏牵制宋帝国的战略。但是辽帝国本身作为一个文明帝国（相对来说，因为它有文字，不过后来失传），也是蒙古草原上出现的第一个文明帝国，很好的将众多部落统和在了一起，省去了中央王朝许多麻烦和风险，中央王朝可以给他制造麻烦但不能让他彻底消失，宋朝错就错在扶女真扶得过分，把辽国给完全弄垮了，这才有了后来的靖康之耻。
云铮现在惊疑的也正是此两点处：一是女真没有得到中原王朝的扶持，怎么敢搞，又怎么搞得起来？二是万一女真还是把辽国给灭了，大魏朝会不会出事？
此刻的他万万没有料到，女真是有人扶持的，而且跟他云家还有很大的牵连……
但是也有一些反面的评价，《澶渊之盟》又作为宋朝“文弱”的一个证据被反复提起，这些人针对和约的几条依次有以下观点：
一、无视宋帝国占据了契丹帝国的关南之地没有归还，或者称之为是契丹帝国向宋帝国归还了攻占的国土;二、《辽史》上讳言辽圣宗当了，巧妙的称萧太后当了叔母，现代某些人对这种提法非常推崇。同时罢兵自然也是宋王朝“文弱”、“怯战”的表现;三、这一条没什么好说;四、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政权“纳币求和”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是宋朝怯战的表现，大加鞭挞;五、这条说法也不多。
但按真实历史的态度，不应该这么看，实际上是这样：一、关南瀛、莫二州和易州一样，是属于幽云十六州中的三州，幽云作为传统汉区，宋帝国作为汉民族帝国正统，很有理由收取。但其在后周建国之前就是契丹帝国的国土，当时宋朝的太祖还是个离家出走的愤青娃，所以契丹帝国多次兴师动众要收复国土，结果还是未能得逞，宋方实则是强占了对方国土拒不归还;二、宋为兄，辽为弟应该是很平等的，而那些故意说萧太后当了叔母的人，欺骗善良无知百姓的心态非常恶劣;三、略;四、这条比较重要。纳币给外族当然不太光彩，但仍然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宋朝是解放前最富裕的一个朝代，中央财政收入常年保持在一万万贯以上，而宋军组织一场大战，成本很容易上千万，而且要使生灵涂炭。如果真能免除大战，30万贯确实是很小的数字，而对于契丹帝国而言却很多，可谓趋近于后世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曹利用出使之前真宗给他的底线万，而寇准则只给了他30万。达成协议后，真宗起初误认为是300万，仍勉强接受，听清楚是30万时非常高兴。现代有些人居然将岁币夸大为宋朝的“沉重负担”，甚至是“积贫”的重要因素，完全不符合事实。退一步讲，宋朝只纳币，却从不和亲，这一点比强大的汉唐做得都要好。尤其是唐朝，既送钱又送女人，还是送的真公主，甚至还送过男性的王子去和亲，仍然被誉为盛唐，宋朝的这点岁币实在不应该被过于的贬损。
五、一般被无视了，其实也比较重要。宋朝是一个以工商业立国的国家，北宋工商税一度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70%左右，南宋还会更高，宋朝人对商业机会的需求可谓如饥似渴。由于科技、文化和市场资源的遥遥领先，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宋帝国的纯市场贸易都必然处于绝对劣势，契丹人还不懂得利用政治地位保护本国商业，所以每年都被宋人吸走大量利润而不自知。一些论文说宋朝的公私企业每年通过宋辽贸易可以获取数百万贯的利润，此数目从账目上都超过了数十万岁币。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宋军是胜而求和，本来应该乘胜追击甚至打进草原而不应该答应任何和议。这种观点太过于简单粗暴，渊源在于晚清众多丧权辱国的“和约”，国人一听到“议和”二字就神经敏感。事实上，以双方的战斗力而言，但凡主动进攻者必败，这一点宋太宗、曹彬、耶律休哥都一遍又一遍的验证过了，和平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实在过于酷烈，每战损失的精壮男丁都数万，几十年下来对生产力的破坏太大。苏联和美国冷战数十年，摩擦不断，却一次都没真正动过手，正是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加理智。
当然，就云铮自己的看法来说，对《澶渊之盟》持正面评价的观点也有一些疏漏：
就譬如说辽国直接获取巨额岁币，这对生产力发展就并不是好事，这一点历代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均鲜有提及。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首先要明白一个经济学原理：扶贫的真正办法是为他的产品提供市场而不是直接给钱。因为货币性收入仅仅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内涵，由于这个外在表现的真实性历来很稳定，所以人类已经渐渐忽视了它可能出现的虚假性。然而在“扶贫”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直接获得扶贫现金的国家仅提高了购买力而没有提高生产力，当这笔直接获得的货币现金支付完成后它依然是穷国，必须等待下一笔现金。只有当它的产品获得市场，通过市场购买促使生产力提高，掌握一定的市场资源，才能成为真正的富国。举例说一个人怎样能脱贫：不是直接给他钱，那样他会成为叫花子，最好是给他找到一份工作，相当于在市场上购买他的劳动力，他才能脱贫。
这也就是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在亚非拉扶贫，却越扶越贫的经济学原理，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让这些贫国真正富起来，恰恰相反，是要保持它们的贫穷，以此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富国地位。这样的例子后世中国并非没有遭遇过，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飞机项目研发正值关键时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却非常“大方”的转让了几项关键技术，这是在帮助你吗？显然不是，麦道这一手恰恰是要封杀你的自主研发。果然，不久之后“运十”项目下马，美国人成功的扼杀了一个即将崛起的竞争对手。当然，一千年前的人还没有总结出这个原理，但事实上，这个客观规律却对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生产力发展都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只不过大家都没提出来而已。
再一个，岁币对辽国的宏观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又需要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挤出效应。这是指国家加大政府购买和投资（财政支出），会导致市场物价上涨、实际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会越过更多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项目内部收益率），减少市场上的私人投资项目，将他们“挤出”了。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巨额岁币当然都是给到辽国政府手中而不会有一文钱付给任何一个普通百姓，这必然使辽国的政府支出在宏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剧增，其强大的挤出效应简直会令辽国的私人投资窒息。辽国对宋朝的贸易本来就处于绝对劣势，而本国“企业”又因为政府的挤出效应不能成长，宋辽贸易处于愈加不平衡的状态。同样，当时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原理，但并不影响客观规律在背后发挥作用。
虽然政治上宋辽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但是经济上却是完全不对等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事实上使契丹帝国成为了宋帝国非常稳定的经济殖民地。在不懂得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保护重要性的年代，只要向宋帝国开放市场贸易的国家和民族都将毫无例外的沦为其经济殖民地，当时有少数人隐约感觉到了，但总体而言都还没有清醒的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宋人会在占了大便宜后，在一位昏君及其奸臣的带领下，作出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就是后来的宋金海上盟约：瓜分辽国。
之所以提到这两点，是因为云铮基于希望控制辽国的心态，刚才跟萧芷琼所提到的使两国和睦的办法就是这个：云家提供大量资金给辽国，用于辽国“扶贫”。——不是云铮无耻地要利用萧芷琼，而是他觉得眼下这个大魏和辽国因为没有檀渊之盟，这么一直保持军事冲突其实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虽然这对于云家军事实力的维持有好处，但显然对社会发展有制约。
云铮不大关心个别百姓的日子，但他关心中华文明的传承，凡是影响这一点的，都在他希望处理的范围之内，所以他才希望用“非战”的手段控制辽国。事实上这对辽国也有好处，因为这个世界里，辽国对大魏不能保持军事优势，一个云家就扛住了，那么持续战争坏处肯定大于好处，而和平的话，则两国百姓也才能真正的安居乐业，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情况下，百姓过得好一点，云铮还是很乐意看见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辽国从根基上没有抗衡大魏的能力了，耶律皇室的权威会降低——但这跟他云少帅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自然不在乎。
那么为什么现在看见完颜部落叛辽之后，云铮会惊疑不定呢？
因为后来的宋金海上盟约。这个要从政和元年（辽天祚帝天庆元年，西元年）说起，当时宋廷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使辽国贺正旦，检校太尉童贯副之。这本来是一次例行公事的互使，但是在路上他们却遇到一个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个人当时名叫马植，本来是辽国的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国人缘却很差，所以来投奔宋朝。他夜见童贯，声称有灭辽之策。童贯大惊，将其改名为李良嗣，偷偷带回觐见徽宗。
李良嗣向徽宗提出：“辽国天祚皇帝荒无道，而女直恨辽人入骨，如果宋朝通过海路联络女直，一起夹攻辽国必然成功。”宋徽宗有点动心，但当时参与此谋的人都很反对，主要理由是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宋帝国还占了人家不少便宜，没必要为一个小小的女直部落而挑开战端。更重要的是西夏马上就可以拿下了，就算要对契丹动手，也应该先把西夏这边解决干净再说。但李良嗣马上又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先发制人，事不侔矣。”（《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意思是说：幽燕本就是大宋的国土，人民急切盼望宋廷来解放他们，大宋要抓紧时间，不然被女直抢了先就麻烦了。这样一说宋徽宗立即就同意了他的观点，下令准备伐辽，赐李良嗣国姓，任秘书丞，负责联络女直。这种弱智决策在正常情况下是肯定通不过的，但是有了蔡京的无条件支持，硬是给通过了。快被压死前的一刹那，西夏人突然觉得头顶的天空变得开阔了许多。
于是赵良嗣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多次绕开契丹的陆地，通过海路与女直部的使者谈判，基本确实了南北夹攻的战略，并向女直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培训。女直这个部落又译女真，据说是肃慎或者靺鞨的一支，主要生活在契丹帝国上京临潢府更北的黄龙府（今吉林长春农安县）附近，主要以渔猎为生。注意是渔猎，而不是游牧，也就是只会猎取野生动物，连放牧的技术都还没有掌握，非常落后（所以前文中完颜明也只好亲自打虎而不是放牧了）。这个部落算是契丹下辖49个小部族中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但远不能跟汉、渤海和四大王府相提并论，也不可能对强大的契丹帝国产生真正的威胁。当然，在天祚年间，辽帝国内部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经过钦哀之乱、楚国王耶律重元叛乱、萧海里叛乱和耶律乙辛专权等内乱，内耗非常严重，经济发展形势也确实不向好（这可能主要还是岁币引起的），但汉、渤海、四大王府和49个小部落节度仍然很稳定的团结在帝国中央周围，并未表现出明显异常。赵良嗣可能是看到了一些问题，急于立功，于是编造了一个女直部落很强大的说法，诱使宋徽宗出兵，助他完成盖世奇功。
赵良嗣编女直还是很有道理，如果编的是汉、渤海或者四大王府中的大部落，宋人也比较了解他们，容易穿帮，他们也不太容易被挑唆起来反辽。只有最北边的女直部落，宋人基无所知，而他们生活很艰苦，造反的机会成本也很低，恰逢小冰河时期，必须向南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以赵良嗣的挑拨很容易就成功了。当然，由于后来的清朝是由建州女真部落所建立的王朝，附会自己是女直的后代，所以将女直部吹捧得很厉害，其实也就是个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小部落，完全是宋徽宗确定了和它一起夹击辽国后才专门扶植起来的。
所以云铮以前一直认为，所谓说女直部叛辽是因为辽帝国长期压迫剥削所致，这个理由应当是不充足的，或许辽帝国确实对他有一些压迫，但如果宋帝国一直不扶植他，他也就只能一直屈服于这种压迫苟活，这种情况在地球上并不罕见。在得到了宋帝国的扶植后，女直也嚣张起来，生女直部节度使乌雅束的弟弟阿骨打在朝见辽帝时拒不服从命令，后来又带兵劫掠咸州（今辽宁铁岭附近），从此开始了反辽生涯。辽帝国开始没有当很大的事情，以为仍然是像以前一样的部族滋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一次是有宋帝国在背后阴谋支持。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西元3年）乌雅束卒后，没有向辽帝国告丧，其弟阿骨打直接继为女直部族大勃极烈，即为部族领主，不再接受辽帝国下派的节度使和祥稳，脱离辽帝国直辖。
宋徽宗扶植辽帝国下辖的部落起兵反抗，应该说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辽帝国也始终贯彻扶植西夏牵制宋帝国的战略。但是辽帝国本身作为一个文明帝国（相对来说，因为它有文字，不过后来失传），也是蒙古草原上出现的第一个文明帝国，很好的将众多部落统和在了一起，省去了中央王朝许多麻烦和风险，中央王朝可以给他制造麻烦但不能让他彻底消失，宋朝错就错在扶女真扶得过分，把辽国给完全弄垮了，这才有了后来的靖康之耻。
云铮现在惊疑的也正是此两点处：一是女真没有得到中原王朝的扶持，怎么敢搞，又怎么搞得起来？二是万一女真还是把辽国给灭了，大魏朝会不会出事？
此刻的他万万没有料到，女真是有人扶持的，而且跟他云家还有很大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