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衣冠今何在——葛洪光（2/2）
《独臂游侠传》作者：微子木笔 2019-12-10 04:04
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汉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这种意味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德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不过，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帽，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产生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倒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时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戴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的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地讽刺，“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因为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参见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返途中再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文化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旧制，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搞得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汉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有的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的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起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它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其实，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族官员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无端的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1月12日再改于北京
《史学月刊》2005年10期
这种意味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德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不过，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帽，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产生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倒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时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戴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的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地讽刺，“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因为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参见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返途中再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文化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旧制，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搞得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汉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有的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的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起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它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其实，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族官员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无端的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1月12日再改于北京
《史学月刊》200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