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4

    鹿鸣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

    白灵一进入红军在南梁的根据地，就有一种受虐待的小媳妇回到娘家的舒展和放松的畅快感觉。她一看见那些在坪场上操练的战士，就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令她发笑的是红军战士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是当地拦羊汉常穿的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军官呢子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裆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土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瓜皮红顶小帽，有的戴黑呢礼帽，有的戴狗皮毛帽，有的戴**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布鞋皮鞋棉窝窝麻鞋和草鞋。服装已经不能看出主人的身份，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色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字，而每个人的名字就得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里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译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收集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泻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的眼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中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的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军队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那支红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廖军长刚登上讲台(土台子)，突然指着白灵佯装愣呆呆地问：“这个同志哥儿啥时候溜进来的，我咋认不得?”白灵豁朗地站起来：“报告廖军长，战士白灵向你报到，我从西安逃来的，半个月了。”廖军长愈加显出愣呆莫名的神色问：“你是关中人?关中也有你这么漂亮的同志哥儿?”窑洞里骤然爆发出哄然大笑，白灵也不由地脸红了。廖军长恍然大悟地自语道：“我还以为漂亮的同志哥儿、同志妹儿，都出在咱们陕北哩……”然后仰起头纵声朗笑……

    白灵到廖军长的窑洞去送一份密件。廖军长突然问：“大地方娃娃到沟岔里来，习惯不习惯?”廖军长总是开玩笑称她为大地方来的娃娃或同志哥儿，却从来不称她为同志妹儿或直呼其名。她说：“挺好。”廖军长皱皱眉，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这儿的人除了放羊再弄不了啥。没文化，没麦子，没棉花，连水也缺得要命——你没说真话。”白灵笑说：“这儿有好听的曲儿。”廖军长赞成地点点头说：“这倒说对了，曲儿可以称得上再好没有了!我走过好多地方，包括你们大地方关中，都听不到这么好的曲儿。你说还有啥好哩?”白灵笑说：“男娃子一个个都漂亮俊俏!”廖军长突然说：“给你找个女婿怎么样?”白灵就在那一刻，从身底的暗袋里摸出一条纸绺交给廖军长。那是临行前兆鹏让她交给廖军长的。她进根据地时，没有交给廖军长，现在觉得有必要交出来了。廖军长看罢字条儿，缓缓站起来，久久地瞅着她，然后庄重地伸出右手。白灵和廖军长的手握在一起。廖军长说：“白灵同志!”白灵激动地说：“鹿兆鹏同志让我代他向你致敬!”廖军长说：“可是你……为啥到现在……才说呢?”白灵说：“我怕你太照顾我……”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地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层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包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了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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