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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罪人大汉奸汪精卫的简介

抗战烽火之开国大将作者:杂牌医师 2019-12-27 01:11
    民族罪人大汉jiān汪精卫的简介

    —转自百度

    汪精卫,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其夫人为陈璧君。

    中文名:

    汪精卫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广东三水

    出生日期:

    1883年5月4日

    逝世日期:

    1944年11月10日

    毕业院校:

    日本政法大学

    籍贯:

    江西婺源

    基本资料

    家庭所在地:广东省番禺县豪贤街。

    出生地:三水县署。

    描述: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

    学历:省级状元、日本政法大学、辛亥革命成功后,又留学法国

    家庭状况:共有9个兄弟姐妹,13岁母病逝,14岁父病逝

    人生中最大的两次决定:

    第一次:刺杀满清摄政王。

    第二次:投靠日本筹建伪国民政府。

    人物经历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精卫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少年岁月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shì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lù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sè,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革命生涯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jiān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yín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sī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yù推bō助澜,极力鼓动之,yù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shì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yòu,推bō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jiān,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yín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yòu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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