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章 矿乱

    第六一章矿乱

    明代历来重农抑商，但是高旭主导下的同盟会却是实行重商主义，因为同盟会的重要组成主体，就是以崇明高氏为代表的海商阶层。江南民众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高旭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起来的社会资源，在同盟会的大本营崇明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华商会为代表的商人阶层积极募捐军费，士人阶层奔走呼号，底层民众则是参加同盟军，奔赴前线抗战。

    但是在福建，民众还没来得及深切体会满清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的残酷，贝勒勒克德浑的入闽清军就被同盟军驱出了福建。所以，除了在省城福州，其它乡镇地区的民众对同盟会事业的支持力度要远远低于江南。高旭鼎定闽海局势之后，就以同盟会的名义颁布了一些相法政令，特别是商政署成立之后，着重整顿省内混乱不堪的冶铁行业，建立海关，征收商业税。

    明代的国税一向来自于农业税，一旦国家开征商业税，就被士人阶层指责为与民争利。当高旭开始以商政署制定税率之后，在华商会内，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却是来自自己的老头子。高老头生性吝惜，一听自己儿子要征税，在华商会的商人鼓动下就迫不及待地反对。如今高氏的产业已成为巨无霸，无论税率如何低，数额将也很吓人。

    以高旭看来，同盟会不是高氏的私家组织，同盟军也不是高氏的私家武装，高氏私家产业必须要与同盟会的公有产业剥离开来，就算现在是左手拿到右手，也要公私分明。同盟会的会政资金，以及同盟军的军费也不能完全靠高氏产业来支撑，更不能全靠商人阶层的募捐，而是需要法定的税收保障。

    高旭写在高老头的家信中道：“父亲，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商人想要主政，出多少钱，交多少税，有就有多少发言权。既然想要重商，自然得要交税。”

    在高旭的强烈坚持下，高老头也只有当头作出示范，让高老庄总管、高氏总掌柜邬老家伙开始剥离挂在同盟会名义下的高氏产业，向同盟会总部交纳了一批巨额税收之后，华商会内部的商人们也只有认了。

    在福建，高旭着令商政署的周福生在厦门筹建海关，征收海税，废除了以前郑氏家族以卖郑家令旗路引的做法。当年郑氏垄断了海路，商人如要海上经商，就必须重金向郑氏购买令旗才能通行，一面令旗三千金，造就了郑氏的敌国家资。要是海船没有郑氏令旗，就会受到郑氏舰队的炮轰抢掠。在实质上，高旭的做法与郑氏家族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以后世之法设立海关，税收规范了许多，而且又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征收，收缴于会库，而非高氏私家所有。

    除了在福建设立海关征收海税之外，又在陆上重点征收矿税。以高旭看来，矿产全民所有，但在福建境内开采的铁矿高炉几乎全为私有。那些矿主不是地方豪强，就是通过行贿官府取得开矿权的客商。那些矿主豢养打手，不光破坏环境，也欺压乡民，矿工不堪重负，要么落草为匪，要么暴-动反抗，最终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毒瘤。

    在得到福建矿治行业的大概情况之下，高旭以同盟会的名义，要求各大矿主到福州商政署注册名录，领取矿业执照，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矿场实行处罚，严重者甚至强行关闭。只有领到商政署执照的矿场才有合法经营的资格。

    同时结束明代官府对矿场征税的混乱局面，实行年检制度。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开始，一个铁矿场一旦征税，就算这个矿场在铁矿资源枯竭之后关闭，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这个税收不会轻易取消，最终嫁接到当地民众身上。让与铁治毫无关系的老百姓承担铁冶税收，不仅极端不合理，也使得铁矿业的开办在一些地方引起民众激烈反对。这也成为高旭打算在尤溪开办钢铁基地的阻力之一。

    同盟会商政署对冶铁业的整顿自然引起了各地矿主的强烈反弹。反对新政的大都是地方豪强出身的矿主，这些人大都是土皇帝，而且他们向来行贿一下当地官员就免除税收的，如今同盟会如此寻根究底来念紧箍咒，这些人自然不甘心。那些矿主当中，除了其中大部分的本地豪强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外地客商，最主要是徽商。对于这些人，高旭抛出了同盟会的采购订单，比如同盟军的军需铁制品，来取得部分铁商的支持，至于那些出身地方豪强的顽固分子，高旭自然不客气的下刀子。

    首当其冲的就是尤溪县。

    陈永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高旭的开办尤溪基地的重任，来到尤溪县的。

    高旭让陈永华带着自己的规划书先到尤溪，一是因为福建初定，他暂时必须坐镇福州中枢来处理各类公务，在尤溪基地初成规模之后，他再来介入核心的技术指导；二来也是对陈永华能力的考验。

    要说起来，陈永华这时也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着实难以担负这样的大任。但高旭知道古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