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2/2）
《调戏大明》作者：凌霄公子 2020-01-01 06:00
功、张煌言进军浙江，攻克乐清、宁海等地，在羊山遇台风，损失巨舰百余艘，漂没战士八千余人，被迫撤回厦门。1659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再次进军长江。当月，攻克瓜州、镇江。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江宁，从仪凤门登陆，在岳庙山屯营。张煌言建议说：“师久易生他变，宜分兵袭取句容、丹阳等城。”郑成功未能采纳这个正确意见。七月初五日，芜湖降书至，郑成功命张煌言带兵控制上游，防备江楚援兵。张煌言审度形势，分兵出击。一军出溧阳，攻广德；一军镇守池州，截断上游援军；一军攻和州，保卫采石；一军入宁国，攻徽州。传檄大江南北，各地人民响应，一举收复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一时江南震动，清顺治帝甚至准备亲征江南。此时郑成功误认为大局已定，南京旦夕可下，中了两江总督郎廷佐的缓兵之计，不攻城，不打援，八十三营大军牵连立屯，警戒不严。1660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崇明总兵梁化凤率骑兵出击，攻破郑成功的前屯余新营。次日黎明，清军倾城出击，郑成功命令部队离营，屯扎山上，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清军来攻，郑成功退却，大将甘辉被俘牺牲。郑成功遂撤走镇江等地驻军，从长江出海。张煌言得知郑成功出海，清总督郎廷佐已派水师截断长江，便决定进军鄱阳湖，号召江楚人民进行抗清斗争。八月初七日，船到铜陵，被清援军打败。张煌言焚舟登陆，率余部数百人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几乎不能行走，但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到达浙东海滨，招集散亡，屯驻长亭乡。同时派遣使者向永历帝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永历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并加兵部尚书职衔。后移驻宁海临门，加紧训练兵士。然而一年后，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强行迁往内地，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郑成功在十六年中六次进军失败，东南沿海州县，屡得屡失。遂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的建议，欲东取台湾，说：“台湾沃野千里，可以立国。”张煌言在临门写信劝阻，说“军有寸进而无尺退。今入台则两岛（金门、厦门）将来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人之望也。”（《鲒埼亭集》卷九）郑成功不听。1661年三月，留子郑经守厦门，亲率大军三万乘海船百艘，进取台湾。十二月十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郑成功收回台湾，改称台湾城为东都，设一府二县。当郑成功进军台湾的时候，清军则直下云南，终使永历政权覆亡。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牵制清军，以解永张煌言塑像
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1662年（清康熙元年），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五月，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1663年（康熙二年），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驾一条小舟，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张煌言就在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岛上不出产粮食，只能化装外出购买。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清兵出其不意地闯入张煌言居室，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侍者杨冠玉等人擒获。张煌言被俘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1664年10月25日（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指四十五岁），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人。监斩官见杨冠玉年幼，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在此之前两天，张煌言的夫人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亦在镇江被杀害。为了不使他绝后，由张煌言的第二个侄子承嗣，至今，宁波张氏后人枝叶繁盛。张煌言死后由鄞县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成为与岳飞、于谦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民族英雄，后人称之为“西湖三杰”。生前好友叶振名登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加谥“忠烈”，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编辑本段著述名录
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01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张煌言书法
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1662年（清康熙元年），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五月，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1663年（康熙二年），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驾一条小舟，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张煌言就在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岛上不出产粮食，只能化装外出购买。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清兵出其不意地闯入张煌言居室，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侍者杨冠玉等人擒获。张煌言被俘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1664年10月25日（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指四十五岁），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人。监斩官见杨冠玉年幼，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在此之前两天，张煌言的夫人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亦在镇江被杀害。为了不使他绝后，由张煌言的第二个侄子承嗣，至今，宁波张氏后人枝叶繁盛。张煌言死后由鄞县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成为与岳飞、于谦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民族英雄，后人称之为“西湖三杰”。生前好友叶振名登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加谥“忠烈”，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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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01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张煌言书法